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饥饿的盛世(出书版) 第11节(2 / 7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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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着朝不保夕,不甘心就这样死去,便想把自己对国家和皇帝的忠爱之情化为这一纸策书,若能对社会有所贡献,也算不负到人世来了一趟吧。

朱椿连夜给广西巡抚写了一个汇报,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案件。其罪有二,一是普通读书人胆敢批评国家的政策,二是行文中犯了圣讳。原来,这篇策书中“圣上遵太后之遗命,免各省税粮,其德非不弘也……圣上有万斛之弘恩,而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”一段,两次用了皇帝名字中的“弘”字,没有避讳。

第二天,这桩案子就转给了广西巡抚姚成烈。姚成烈放下手中所有事情,全力处理此案。他命人兵分两路,一路赶往吴英在省城的投宿地鼓楼街的涂鼎茂客店,逮捕客店老板和小二,搜查吴英的随身行李,看有没有其他字纸文书。另一路赶赴吴英老家平南县,抄家捕人,把吴家搜了个底朝天,把吴英所有直系亲属二十多人都捆绑来省城,连夜进行审讯,对所有人都动了大刑,当场打残废了两个人。审讯的重点是这份策书后面还有没有同谋。

审讯的结果非常简单:这确是吴英“实思献策,冀得功名,并非怨望诋毁”,自己一个人闭门所写,与其他任何人没有关系。

确信已经审得了实情,姚成烈立刻写了一份奏折,向皇帝汇报了此案。他提出如下处理方案:

一、秀才吴英生逢圣世……不知安分,妄递策书……其中竟然冒犯皇帝的圣讳,并且有批评指责朝政之处,殊属丧心病狂,案情重大,未便稍宽。应以“大逆”罪,凌迟处死。

二、吴英的两个儿子吴简才、吴经才,亲弟弟吴超,亲侄子吴达才、吴栋才,均已经年满十六岁,请按照“缘坐”律,斩立决,先行刺字。

三、吴英的继妻全氏,妾蒙氏,儿媳妇彭氏、马氏以及未成年的幼子懋才、张才,还有幼孙亚宣、亚二、亚儿,幼侄伟才、观奇、亚三,都发配给功臣之家为奴。

这道奏折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被送往北京。万里迢迢到了北京,已经是九月份了。九月底,乾隆皇帝在和大学士九卿等人反复多次认真研究了这桩大案后,做出了如下决定:

第一、第三条如广西巡抚所拟,即吴英凌迟,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发配为奴。但皇帝仁慈,改第二条吴英弟弟及子侄之斩立决为斩监候,秋后处决。(《清代文字狱档》)

在传统社会,底层知识分子上书当道乃是常事。中国早期历史上出现过许多“片言可致卿相”的传奇。苏秦、张仪仅凭一张利嘴,博得相国之印;东方朔以三千简上书汉武帝,入仕为郎官。事实上,唐代以前,向朝廷建言献策,乃至献歌功颂德的文艺作品(比如杜甫所献《三大礼赋》),是知识分子进身的一个主要途径。因此,历朝历代,都有无数进身无路而自认有奇才异能的读书人怀抱“策杖谒天子,驱马出关门”的梦想,纷纷毛遂自荐,满怀热情地向朝廷献书、献策、献诗、献赋。其目的无非两种,一种是出于社会责任心,揭露疾苦,为民请命;另一种是卖弄文笔,逞露才华,希图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。

乾隆皇帝在登极之初,也曾经“广开言路”,每年都会有一些千奇百怪的献策报送到皇帝御前。这些出自底层知识分子的作品多数粗陋无文,皇帝不过一笑置之,从未因此而开罪于人。但乾隆十六年(1751年)起,皇帝却一反常态,突然大开杀戒。乾隆十六年八月,山西省一个精神有点不正常的人,名叫王肇基,到官府投献了一副诗联,以祝贺皇太后寿诞。用王肇基自己的话说,“恭祝皇太后万寿,不过尽我小民之心,欲讨皇上喜欢……”,“实系我一腔忠心,要求皇上用我,故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”。诗联后面还附有一小段议论,虽然词句颠三倒四,大致可以看出是评论时政之意。地方官将此案汇报给皇帝,乾隆命将他“立毙杖下,俾愚众知其所炯戒”。这是有清一代将献文献策者处以死刑之首例。

从这起事件之后,因献策而得罪的文字狱就连绵不绝。在这些献文献策案中,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样一起。

乾隆四十一年(1776年),皇帝出京恭谒泰陵。护卫巡视御道的时候,发现一个年轻人鬼头鬼脑地逡巡在御道边,身上还揣着什么东西。护卫拿住此人,送官审问。

此人姓冯名起炎,山西临汾人,三十一岁,是个秀才。原来他是想献给皇帝一本自己所写的书。书的内容是以《易》解《诗》,水平不高,但献书的动机却出人意料:居然是为了爱情。

原来冯起炎家境贫困,难以娶妻,却暗暗相中了自己张三姨母家和杜五姨母家的两位分别叫“小女”和“小凤”的表妹,暗恋已久,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,把两位佳人都娶到家中为妻。在案卷中,他是这样交代的:“臣……名曰冯起炎,字是南州,尝到臣张三姨母家,见一女,可娶,而恨力不足以办此。此女名曰小女,年十七岁……又到臣杜五姨母家,见一女,可娶,而恨力不足以办此。此女名小凤,年十三岁,虽非必字之年,而已在可字之时。”自己家庭贫穷,科举又不顺,此愿当然难遂。此人平日酷爱佳人才子之书,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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